仁科：做音乐时醉酒，写小说时清醒
西装、衬衫、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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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造型：
长西装、上衣、墨镜
均为 Saint Laurent
五条人的仁科、阿茂被围观、议论，仿佛他们的个性是另一种精心设计的套路。看他们叛逆、跳脱，看他们真诚得近乎直白，看他们用夹生普通话唱着说着市井百态，再看他们自诩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让人觉得幽默。
仁科正在享受这种幽默带来的名气，他拿到了这张刮刮乐，有更多机会去尝试做新的事情。
比如不顾团队反对，登上《披荆斩棘的哥哥2》，尝试唱五条人以外的歌，跳舞。再比如他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和阿茂一起，参演了徐浩峰的新武侠片《门前宝地》，参演了年轻导演邬浪的《雪云》，演一个海南地产商，和李康生、李梦演对手戏。或者，再出一本自己的书。
西装、长裤
均为 Celine by Hedi Slimane
衬衫 Prada
2022 年末，仁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通俗小说》出版了。和别人的出书感言不同，仁科不觉得这是一种汇报、总结，而是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放在当下，有点疫后复苏、新年展望的意思。
这书是地铁读物那种小开本口袋书。32 开，249 页，11 万字，55 个小故事，有长有短。艺术家曹斐为仁科设计了红色的封面，上面有一个波普风格的仁科肖像，就像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
一代性感女神玛丽莲生前酷爱阅读，她曾为才华钟情而嫁给了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在波兹曼宣告“娱乐至死”以后，一个明星是否真的爱智慧、爱读书，谁也不在乎了，读书，或许只是一种人设，而人设是用来被消费的。
翻开波普梦露式的封面，露出一句作者的自白：“在虚幻中追求真实。”
长西装、上衣、墨镜
均为 Saint Laurent
仁科拿过一本《通俗小说》，展示书皮上各种虚幻的痕迹。比如封底像模像样印着虚假的推荐语和伪造的推荐人，以及“城中村存在主义文学”这样的宣传语。他说：“这些都是虚构的，宣传都交给他们了，我不想干涉，因为我一干涉就会很麻烦。”
他还想在书里用谭咏麟、关淑怡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和庞麦郎《我的滑板鞋》的歌词，期待读《通俗小说》就像看电影一样，有一些应景的插曲。但因为版权问题，后来挑了五条人的三首歌《地球仪》《夜已晚》《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将全书分成了三部分。
“很可惜，一开始我还不习惯把《一半真情流露，一半靠表演》放进去，后来看到最后一部分写的，觉得也 OK，现在就习惯了。”
仁科唯一坚持的事，是不要做成精装，要做得尽量小。最后参考鲍勃·迪伦的诗歌集，能放进薯片袋的那种尺寸。仁科说着把书皮取下来丢在一边，“要是觉得高调也可以拿掉它，这样拿着看”。去掉书皮的《通俗小说》印有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是一身条纹西服正在看《通俗小说报》的阿茂，和提着皮箱匆匆走过的仁科。
他动手把书卷起来，“或者像这样，插在兜里”。
西装、长裤、鞋
均为 Bottega Veneta
这个说第一次出书很兴奋的人，把自己的作品很快揉得失去了新书的僵硬。这就是他想要的，小小的，可以很低调的，能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仁科在介绍书的过程中，多次提到里所和陈侗，这两个重要的名字，能牵出仁科写作《通俗小说》的灵感地图。
里所是《通俗小说》的特约监制、编辑，磨铁读诗会创办者，译有“美国下层人民的桂冠诗人”查尔斯·布考斯基的作品《关于写作》。陈侗则是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创办者之一，在创办书店之前，他成立了出版工作室，并参与策划了“午夜文丛”。
“布考斯基的书只要是国内能出版的，我都买了，也都读了。”仁科说，当里所来找他说要把他写的小说拿来出书的时候，他知道里所翻译过的作品，就感到“很放心”。前一年年底刚决定合作，到了 3 月份就整理好了自己十多年来写过的东西，交给里所。
而仁科在广州时，有段时间就住在博尔赫斯书店背后。陈侗的“午夜文丛”得名于法国的“新小说”运动，集结的也主要是法国新小说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就邀请了让·艾什诺兹参加活动。
仁科读过让·艾什诺兹的《电光》，作者对特斯拉进行半虚构的写作方式让他觉得很有趣，这启发了仁科如何写故事。
长西装、上衣、长裤、墨镜
均为 Saint Laurent
鞋 Boss
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里，仁科读出了自己喜欢的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感觉，结果有一次他追到法国看了作家本人办的展览，发现还真出现了考里斯马基的电影。
“我很喜欢这种风格，《通俗小说》也是在做这样的实验。”
仁科说起让他感兴趣的小说家时，如同一个孩子在向旁人介绍他最喜欢的奥特曼，根本无法打断。他会从让·艾什诺兹突然聊到阿兰·罗布-格里耶，再跳到奥利维埃·罗兰。
“好多书都是陈老师推荐给我的，其实他的写作方式，甚至说话的方式也影响过我。有时候可能看不懂，云里雾里的，但我喜欢这种感觉。”
在《通俗小说》里，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仁科并非掉书袋式地将自己喜爱的这些作家、作品点缀在“地方与人”的故事中，而是因为喜欢，便像毕赣在诗电影里制造了一个荡麦，仁科在新小说里安放了一个容纳着走鬼、小偷、打工仔、外卖员、啤酒妹的角落。
“我尝试把它说细一点。”仁科讲文学观念时候的态度，是他没有在镜头前出现过的严肃，这里面没有幽默，让人觉得他根本就不是五条人里的仁科，又或者这才是他本来的样子。
接下来，他质疑了传统教育之下，人们对“一劳永逸”的学习和依赖。他说自己发现每个人都已经习惯从知识里面去找到一种一成不变的方法，从此一生就固守这种方法思考、生活和工作，写东西也这么写。
“时间在走，世界在变，怎么会一劳永逸呢？读新小说，我找到一种活的东西。最有趣的是，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在文学里想象，但没有标准的答案。如果我用传统的方法，就写不出来那种生动，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让它活起来。”
在新小说的镜头式写作方法之下，《通俗小说》里的风景却是早期五条人歌词当中的广州城中村小社会。
“我想把自己的观察用一本书呈现出来，观察的还是我之前创作的时候关注的那些群体。”
外套、上衣、长裤
均为 Saint Laurent
收录在仁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通俗小说》里最早的文字，可追溯至 2008 年。那时候，五条人刚推出首张 EP，里面有一首后来经常在不同场合被提到的歌，名叫《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我经常搬来搬去，所以有两个纸皮箱堆了很多之前写下来的那些纸，年初整理的时候，就在里面翻看还有哪些遗漏。”
仁科从纸箱里找出来各个年份的碎纸片，这一块，那一块。还有一些是写在手机便签里的小小说。有的故事是三四年前写的，找出来一看特别潦草，“就一个梗概，当时写了就没动过，我就要把它重新写出来，这个过程很过瘾，我会让自己尽量集中精神，进入到这个故事里”。
对于仁科来说，写作不是在完成一件任务，而是享受想象本身。其他时候，他也会想法一来时，就写在备忘录或者酒店的信笺上。
赶通告的间隙，他穿过一栋高楼的外墙走廊，手机里就留下了两三行新故事的开头。
跟音乐创作不同，仁科觉得写作的时候，保持清醒是头等大事。“做专辑我都是和大家一起完成的，比如我们排练的时候都喝酒，可能迷迷糊糊的或者很嗨，但是整理小说的话一喝就完了。”
最近，仁科应文学杂志之约，在写新的小说。他一般会在早上最清醒的时候好好写上一段时间。“我自己在磨这些东西是很开心的，就一点一点的，其实工作效率很低，不像录专辑，去年我们十几天就录完两张。”
用沉浸和清醒凝结成这本《通俗小说》，相比于音乐，它是冷却的、有距离感的。仁科也知道这一点，但他没有评论。“音乐是不论喜欢不喜欢，放在那就一起都听过去了，书不一样，要凑近看。”
凑近了，能看出通俗还是严肃？他也没有回答。
答案像塑料袋一样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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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J.》：《通俗小说》是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构思这个作品是因何而起，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仁科 ：其实它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起因，我在 2022 年 3 月份才把它整理成一本小说集，之前写的都是松散的，之前根本也没有想要出一本小说集，当时确实没有。里面最早的内容是我在 2008 年写的，比如说那篇《疯马村永恒的一天》，那是最早的。2022 年年初我在整理的时候，又写了三篇，也是有点巧吧，因为当时，有一些出版社来联系过，他们也知道我写作。我有在杂志发表过一些短篇。另外，我妹妹也在出版社工作。可是呢，即便是我妹妹，我也没有把这些小说交给她出版，主要就是原先我没有想清楚要不要出成小说集。一直到 2021 年年底，里所找到我。她是在磨铁读诗会的，他们翻译了很多布考斯基的书，里所自己也翻译过布考斯基的《关于写作》。布考斯基能在国内翻译出版的书我都读过，都买了。
那么多短篇要变成一本小说，里所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而且我也是当局者迷，整理的过程中有时候就会犹犹豫豫，有一些你不知道拿出来好不好，这时候判断就不太准确。所以呢，跟里所一起商量就很重要。本来一开始我没打算给她那么多篇，而且一开始我都不知道有这么多，总觉得撑死五万字，我想着出一本薄薄的也行。结果越整越多，最后就有将近十万字，但这里面应该是七八万，砍掉了一些。
没有那种过程，就是“我现在要出一本小说”，然后开始准备第一篇是什么、第二篇是什么，也没有一个中心说是我想要促成怎样，没有，就这样过来。我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那种专业作家，比如说有一个思路，写东西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我看到的卡尔维诺谈自己的写作，写一堆童话、短篇、长篇，抽屉放满了，他就开始整理成书。写歌我会这样，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专辑，但写小说真没有。2022 年对我来说，我也一直在说，太感谢里所给我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很好的开始。开局开得我觉得很愉快，整理的过程也愉快，她给了很多意见，包括后来的装帧设计。
有时候出了一个东西，你还是很兴奋的，还是很开心。其实我每年写的量特别少，哪怕你看到《通俗小说》几百页，是它的时间跨度太长了，平均下来的话每年很少，那些专业作家人家可能天天写。但我也不能说这只是业余爱好，这么说对不起买书读书的人，我也是很认真的。
《WSJ.》：里所写了一篇文章分享出版《通俗小说》的缘起，提到了韩东的参与，你和他们聊了哪些话题？
仁科 ：跟韩东老师也是有巧合，我们 2021 年出了专辑有一个叫《隔壁的诗人》，其实就根据韩东来的。当时韩东在武汉被隔离，他有个采访，这个采访就是我的灵感来源，写了一首歌叫《隔壁的诗人》。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在南京吃饭，本来韩东老师一开始不知道我写作，他就注意到我之前陆续在艺术杂志上发的文章，很有兴趣，让我发几篇给他看。
当时我也有点扭扭捏捏，发啥啊，确实很松散啊，有很多特别短。但后来还是挑了一两篇给他，我忘了挑了什么了。看完以后他说很喜欢，问还有没有，我就又发了大概一两万字，这部分后来也收在《通俗小说》里。韩东看了之后很喜欢，他就想在《青春》杂志上发，里所后来看了这个杂志，这样连上的。
《地球仪》《电影爱好者》《玻璃厂之梦》，等等，五六篇差不多。
《WSJ.》：音乐有即兴的成分在里面，那《通俗小说》有即兴的成分吗？
仁科 ：我们的音乐确实有即兴，比如刚才我说喝了酒的时候，但是写东西状态不一样，虽然《通俗小说》里有很多特别短的内容，我本来不想放进去，有些我写在备忘录的，可以说是即兴成分，有时候有感觉了，写在备忘录或者酒店的信纸上面，写完可能也会修改。这里面一些小说我每次都会重复再看一些，再修改一下。
它跟音乐不一样，可能别人看这些文字觉得很生硬，但我是雕琢过的，按照我的理解去做一些处理。
《WSJ.》：你的写作都是怎样开始的？
仁科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最近我答应了给《十月》杂志写一篇，我一直在想，但我没去动笔。有时候想想挺开心的，都懒得写。我没办法说想到很细，就大概一个氛围，真到开始写的时候，写的又跟想的很不一样。不过我喜欢这样，我喜欢写这些，写着写着可能后面的结尾都变了，或者本来没想写成三个部分，等等。总之，想象很容易，真的动笔写，很麻烦，而且还要查很多资料，甚至干脆用一种其他方式，把故事给突然间停掉，又写到别的地方去。
我一般早上起来写，但其实我写得很少。最近我又写了三个短篇，但我还没交给杂志社。可能我一起来先构思好，然后很快就把它写完了，会体验一下它，然后隔个十几、二十天可能会修改，一点点顺下来，改改语句，加加内容之类。
《WSJ.》：你感觉写得最流畅、最投入的是哪个故事？
仁科 ：对我来说写作不是说来完成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 2022 年年初整理了一篇叫《打兔子》。因为我总是搬来搬去，住的地方就有两个纸皮箱，堆了很多之前写下来的那些纸。当时我是在找，看有没有一些片段遗漏，结果找到一篇《打兔子》。这应该是三四年前写的，特别潦草，就一个梗概，我一看知道是当时写了就没再动过。后来我就把它整理成了全新的故事，这个过程特别过瘾。我让自己尽量集中精神，完全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
或者我在看纪录片，看电影，突然间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会记下来，想象如果我要给这一段加点什么东西会怎样，所以我就这样攒了一堆纸，有些也变成了歌词。
不像做音乐可能在寻找即兴的东西，写作的时候头脑是很清醒的，哪怕我写的看似凌乱或者抽象，但我的大脑还是清醒的。文字跟音符不一样，音符有时候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要声音好听，有那种差异感，好像就也可以，但文字没办法。
《WSJ.》：相对于你的音乐，小说好像是你在观众面前退了一步，大家要沉下来才能看到你的创作和想法，你怎么看这种差异？
仁科 ：对，没错，是的，你听一首歌和读一本书，看一句话，当然是不一样的。你对这个人感兴趣，可能你会因为一首歌、一句话去深入了解一下，但是就算你不感兴趣，你也听了，也看了，一目了然。一首歌就 4 分钟，有些人可能会反复听十几、二十遍，有些人听了个开头就滑到下一首。但小说确实没办法，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哪怕有的人习惯快读，也得在一本书里走完一个过程，快读四五个小时，需要人停下来，不像歌来得那么直接。
《WSJ.》：好像音乐、小说和士多店，是你不同形式的镜像文本，它们本质上还是在表达你对同一种内涵的关注，互相是否又有映照的关系？
仁科 ：我不是刻意要这么做，但有意无意中好像也是这样，《通俗小说》里面有《梦幻士多店》，歌里面有《梦幻丽莎发廊》之类的。有的词可能会反复出现，但当时在做的时候，也不是有意去这么设计，你忽略掉它们，这个文本也还是成立，可能不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还有就是，这次书上面做了一些关联性，比如宣传语里会说蟑螂、蝴蝶、“城中村存在主义”之类的，宣传这方面我都交给他们了，后来我也是认同的，觉得 OK，商业的归商业，他们觉得可以和音乐一起宣传，等等。但其实这些创作都是独立的。还有比如我们那个电影，说我要做导演，那是个“骗局”，你可以这么理解，那是个 MV 一样的东西，确实是拿来补充音乐的，但小说不是。
《WSJ.》：读《通俗小说》特别是看到篇幅长短不一，还有它随性烂漫的风格，会让人联想到 Nick Cave 的《呕吐袋之歌》，在出版自己的小说集之前，你接触、阅读过哪些音乐人写的书？
仁科 ：《呕吐袋之歌》我知道，当时出版社送了一本给我，我只读了一篇，刚好碰到李梦，我就顺手送给了她，再之后我就没想起来，现在你一说我也觉得可以再找来看看，因为我记得这本书的翻译是 PK14 主唱杨海崧，对吧？
这本书很酷，我有印象，Nick Cave 在很多不同航班的呕吐袋上面写的，但其实这也不是小说，是有点随笔性质的。不过这个形式非常好，上面还有他画的画，他的幻想和经历，有些内容写得很工整。
我有时候坐飞机也会拿呕吐袋写一下，他的这个形式特别重要，对于这本书。这种形式就让我想起有个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我读过他的《水晶酒店的套房》，他就写自己去的每一个酒店，当然是有虚构成分的，他会详细描述酒店的装潢细节，那种质感，就这样写完一个故事。这就让我注意到形式的魅力，你想想看《呕吐袋之歌》做成展览也是可以的，如果脱离呕吐袋这个形式，就不会有这种意涵了。
我读过滚石乐队吉他手基思·理查兹的那本自传《滚吧，生活》，很好看的，还有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其实这都是自传，不一样的，但是鲍勃·迪伦这个人很好玩，写出来像小说。还有像伍迪·格斯里自传《荣光之路》。我还看过很多音乐人传记，比如写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满是镜子的房间》，写吉姆·莫里森的《此地无人生还》。对了，还有莱昂纳德·科恩的诗歌集《渴望之书》，鲍勃·迪伦早期写的意识流小说《狼蛛》。
我的小说就不是传记或者我的随笔、感想，我还是想将我的观察用一本书呈现出来，观察的可能还是我之前创作的时候关注的那些群体。因为写的这些东西时间跨度很长，当时确实我目光所及也只能看到这些。
《WSJ.》：有人说五条人歌里的“猪”是最贴近现实的，但也有人说你们是拆解浪漫主义，以过度浪漫的面貌来消解浪漫，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仁科 ：日常我们一聊到猪，就会带有各种意识在里面，好像它不是猪本身，而是有很多额外的象征意义，但在我们的歌里，我们是尽量抽掉这些象征意义的，小说我更是在做这个事情。可以说在小说里我是有刻意为之的，音乐的话做的过程中还有点无意识地形成象征。
说用过度浪漫消解浪漫，可能也有吧，比如穿着拖鞋跳舞那些场景，大家看了、听了觉得那个是过度浪漫，但事实上它又很现实，对比很强烈可能就会产生所谓消解浪漫吧。但你说我们的歌曲有没有刻意为之，确实没有。
从 2008 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创作的时候也有很多即兴和放松在里面，会感性多一点，但不是去想这句话要指向什么东西。但不否认可能也会有潜意识在做这个事。在音乐里面，我会允许它不是特别完美，是二流的三流的，不追求一流。
当然我的小说也有这个态度，我跟一个朋友聊过，他说觉得我们歌词写得跟诗的形式接近，我说我们倾向于写歌词多一点，没有把它当成诗。如果你写诗，你会倾向于把每个东西都把握得很准确很好，但歌词它起辅助作用，它要跟旋律搭起来，再加上酒精，现场演出的气氛需要，甚至有些地方需要一两句水词把那段垫过去，所以说，不用太完美太准确。
你也可以说它塑料感，突然来一句感觉特别腻的，也许就是别人眼中的过度浪漫。
《WSJ.》：《通俗小说》在写作风格上受到了哪些文学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形成的？
仁科 ：还是来源于早先我在广州博尔赫斯书店读的那些书吧。当时我就住在书店背后，我说一个比较确切的事情。陈侗老师邀请一个法国作家来书店里，这个作家叫让·艾什诺兹，我看他的第一本书是《电光》，写的是特斯拉。
所以说这是一个半虚构的传记，基于真实的人物进行虚构。跟我们以前看的那些传记是不一样的，那些可能更尊重事实，但《电光》可能就像比如《三国演义》。而且让·艾什诺兹的写作方式特别有趣，我是受到影响的。
陈老师那套“午夜文丛”都不会太厚，薄薄的，有一些是艾什诺兹的短篇，他写得很幽默。而且我从他的小说里面看出了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感觉，后来有一次发现他在法国做了一个展览，那些作家有时候会做展览，那个展览上他还挑了一个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
他还会有这样的写法，比如跟你聊天，聊着聊着会突然间写到多少公里外，谁在干吗，或者就突然聊到东哥，写到东哥起身走出去，然后这个故事变成东哥的故事。他有这种叙事，有时候会罗列很多东西出来，比如让大家聊聊那杯咖啡，聊咖啡豆是来自哪里。我确实受到一点影响，而且我很喜欢，所以我在《通俗小说》里面也有做这样的实验，比如《在城市之中》那篇。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我也看过，还有一些其他作家的作品，其实最早都是因为陈侗老师的推荐，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读的时候感觉也不是完全懂，好像掉入了云里雾里，我喜欢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也想弄懂这些文字，有时候也懒得去琢磨，反正给了我一种叙事的新感觉。
我尝试把它说细一点，这样的叙事有好处。在传统观念里面，比如我们小时候读书，或者你跟你父母聊天，大家下意识是会从知识里面找到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一劳永逸的，让你在接下来的思考也好，生活也好，或者从事写作、工作等，都去用这种方式。但后来你细细推敲，发现时间是在变的，而且发现了那种方式，也不见得能做得多好，有些还很麻烦，给你的感觉就不舒服。所以我看法国新小说，包括陈老师自己也写了很多评论，他的说话方式、观念，我当然也受这些影响。
我发现我找到一种活的东西，这不是我今天才感受到的，我是慢慢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找到一个活的东西，即便新小说也有一些创作方法、规律。比如刚才说的《水晶饭店的套房》，奥利维埃·罗兰的，他就提出了很有趣的东西，总结了各种方法，但他也知道这种办法也许只适合自己。你可以在文字中想象，但没有一个办法是普适的。
我就特别喜欢这样，再加上你写的这些可能本身就是见到过的那种比较生动的生活本身，如果再用一个很传统的方法写，就写不出来那种生动，也是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够让它活起来。
《WSJ.》：写作的时候，你脑中的语言是普通话，还是家乡话？
仁科 ：这个问题，好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聊过，有天他问我说你读一本书的时候脑子里是普通话还是海丰话，我一下就有点蒙，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在海丰，读书看书可能就是海丰话吧。但他跟我说，其实有时候是在用普通话，因为书上都是普通话的发音。我现在也不知道，有时候用普通话，读着读着，突然变成海丰话的情况也有。
《WSJ.》：你的写作、阅读，看的电影接触的好像都是欧美的一些艺术家作品，这些在大家一般看法里，好像是很“洋气”的，但你写作的内容、音乐的内容，可能地域性又很强，你觉得这之间矛盾吗？
仁科 ：我不知道在别人身上出现这种情况会不会矛盾，反正在我身上不矛盾。在我身边，比如说回到城中村，如果说城中村是土里土气的话，那里我们接触到好多朋友是城市里的大学生，以前我跟阿茂卖打口碟嘛，接触了很多年轻人，有些研究生我们都经常一起聊天。然后他们可能离开学校了，但是放在我们那里的两大堆书都还没拿走，隔了五六年了都不来取，有一天我就把这两大堆东西拆开，一看，全是摇滚、诗集，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如果要从中说什么是洋气，什么是土，该怎么说呢？信息是共享的，特别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WSJ.》：这两年你的生活、事业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看到你也上了不少综艺节目，参与其中的时候你有怎样的想法？
仁科 ：有些可能也更新到我的观察里，比如我们就写一个关于综艺节目的故事，对我来说也有很大吸引力，我如何去写它，如何想象它，可能不是文学的价值观，但我觉得也是有意思的。
再比如，前阵子我听很多朋友讲的事情，也会愿意去想象如何变成一个故事，比如有一个人他结婚，因为是明星，结婚就有很多赞助，婚礼上有很多广告。结婚是真的，但是婚礼上的东西又都是赞助的，这里面有一种戏剧张力。敬酒的时候，突然一个赞助商 LOGO 怼过来，品牌可能还有安排一些礼仪小姐过来。巴迪欧说，经典的爱情是一场小型的共产主义。那这个场景又很商业，很资本主义。想想是很有趣的，但要怎么写，也还没想好。